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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牟
自从两年前老梁在麦迪镇买下了一座80万美元的豪宅,他就成了纽黑文中国社群中远近闻名的富户,房子六年新,前主人是一个意大利饭店老板。麦迪镇是纽黑文以东新兴的富人区,像美国其他富人区一样,这里住满了业主,律师,医生等有钱人家。麦迪镇的房子格局松散,按照镇政府规定,每家住宅至少要有两英亩的地盘。因为都是有钱的主,房子的造型也都格外别致,一律独出心裁的那种。大概当年主人在营造自己的房子时,打定了主意就要跟别人不一样,因为这样才能称得上独特,才能够显出气魄。英语中有一个特有的说法,叫Conspicuous consumption,指的就是这种摆阔铺张型的消费行为。老梁的新住宅是一座四千英尺的现代式建筑,占地三英亩半,房子就像一座宫殿,若隐若现于树林里。

梁大贵有四个孩子,三女一男,突破了大多数中国新移民家庭两个孩子的模式。大女儿是在中国生的,另外三个是在美国出生的。如果第四个孩子不是男孩,老梁恐怕不会罢休,还得让老婆生下去,家庭阵容也许还会更大,当然决不会无限大。梁大贵发财了,有本钱了,前几年便萌发了生儿子传宗接代的想法,几经折腾,儿子终于一年前诞生了。儿子满月那天,老梁请了百十口子亲朋好友,一是为儿子祝寿, 二是让大家参观他的新居。老梁给孩子也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跟他自己的名字一样土得掉渣,而且模仿美国人的辈分表示法,让儿子名字与父亲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叫梁小贵。大贵手里抱着小贵,乐得合不拢嘴,不管刚满月的孩子怕不怕惊吓,小贵小贵地叫个不停。但最开心的还是老梁的太太孔洁,她笑得满脸冰雪融化似的灿烂,眼睛、嘴巴、鼻子都绽放着蓝天般的明媚。儿子出生了,孔洁心里有了一种翻身解放的喜悦,一种生理上的终极解脱,她庆幸到底还是赶上了生命的末班车,遂了丈夫的愿。倘若这次生的不是男孩,她恐怕不会再有机会了,因为无论男人怎么折腾,她毕竟是快五十的女人了。

梁大贵是1983 年来美国的。妻子在85年冬天带着5岁的大女儿加入了他。老梁出国前在北京农业大学,任讲师,一家三口挤在学校南院的筒子楼里。这是他老挂在嘴上的一段经历,经常把孩子们聚集到八十万豪宅的壁炉旁,给她们反复地讲,作为新旧对比和忆苦思甜的教材。

老梁上高一时,正赶上文革开始,就是后来统称为老三届的那批人。1968年他和很多北京的中学生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坐着知青专列来到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妻子孔洁也是北京藉的兵团战士,两人是在兵团认识、恋爱、结婚的。

1977年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梁大贵以总成绩第一的考生,考入北京农业大学果树系。他年龄大,又是已婚,害怕落选,有意报考了农业大学这种大家都不愿意去的大学,而且三个志愿都填的是农业大学。当时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考上大学,离开兵团。后来留校后,教务处的干事张泉告诉老梁,他算是被破格录取的,因为他几乎门门都考了满分。那一年录取的两千名新生中,他是唯一结了婚的学生。梁大贵考上大学不久,太太孔洁也随着返城知青回到了北京,被安排在北京东城区一家街道机床配件厂,做会计。

78年二月入学后,梁大贵很快又参加了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考试,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学业三年,1981年夏天硕士毕业,比当年同期入学的本科生还提前半年。毕业后他留校任教。1982年北京农业大学有了第一批联合国教科文基金留学进修的名额,他突击了几天英语,考ETS胜出其他选手一大截,顺利拿到了两个出国名额中的一个。83年夏秋之交,他提着两个旅行箱,内裤口袋里揣着二百美元,满怀憧憬地来到了美国康州纽黑文,在耶鲁大学林学院进修一年,作访问学者。次年又转为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那时候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还是凤毛麟角,转读博士,没费多少劲就被耶鲁林学院录取了,全额奖学金,专攻植物遗传研究。

上了研究生后,老梁的热情不久就冷了下来,一是年龄大了,快三十五的人了,学业好像一切都得重新开始,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来到美国后,看到别人都在慢慢地学,自己也跟着悠着来,尽量在美国多蹭些时间,攒点钱,回国过日子以便更有本钱。直到1989年六.四学运以后,中国留学生都有了申请绿卡的机会。当时老梁还在撰写论文的阶段,但是迟迟不能交卷。90年拿到绿卡后,读书的动力又减弱了一层。老梁的研究的领域只适合在美国找教书的工作,可是老梁最发愁的是他的英语,虽然阅读没有问题,但是面对学生用英语讲课,经常口吃,而且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用中文交谈老梁可以口若悬河,在中国教书时两年都是优秀教师,如鱼得水,但是一面对洋人学生就语塞,做助教时,在课堂或实验室里,常常因说不出话儿憋得脸通红,受够了洋罪。大概是心理障碍所致吧。他快毕业时,有过几个工作面试的机会,但几乎都是因为糟糕的口语而被淘汰。几个回合下来,他的信心大打折扣。前途和谋生成了老梁每天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孔洁是没有学历的家属,在美国上学压根没有指望。但她毕竟是在北大荒滚爬跌打出来的,是一个相当聪明有头脑而且务实的女人。见到来美国的中国人大都是夫妇携手打拼天下,她心里也在开始琢磨着,怎样助丈夫一臂之力,共同营造未来的生活。她的房东的生活经历启发了她。

梁大贵来到耶鲁后,最初跟三个中国学生共租了一个两间一厅的公寓,虽然很挤,但比起北京的筒子楼仍然强多了,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老婆来了以后,老梁不方便再与人合住,就在离学校不远的桔街租了一个一室一厅的公寓,单住,条件改善了不少。

房东凯莉是个60多岁的美国老太太。凯莉早年曾在耶鲁大学做过秘书工作,先生雷恩去世前也在耶鲁大学工作,在后勤部做经理。年轻时两人很省吃俭用,每月收入有结余时,便存起来,投资房地产。雷恩生前一共买了三座房子,自己与老伴住在其中一座房子的二楼上,一层和三层的房子和另外两座楼全部用来出租,总共有8套可租单元,每年租金收入四万元以上。三年前,年仅五十六岁的雷恩突然患脑溢血去世,凯莉不久也退了休。凯利现在生活来源,除了社会保险金,大部分都靠两座半房子的出租收入,生活还算富足。除了自己用,还帮助赡养一个8岁的外孙女。

老梁一家就住在凯莉所住的三楼上,太太孔洁每个星期在一家中国饭店打工三天,做女招待,其余时间呆在家里,照顾孩子,经常出出进进地与凯莉照面,时间长了,成了能互相聊天的朋友。孔洁英语不好,但凯莉很有耐心,嘴巴不住地说,语速缓慢,一遍听不懂没关系,再来,使得孔洁的英语口语进步很快。凯莉一向愿意把房子租给中国人,因为中国房客守规矩,从来都能按时交房租。虽然她也担心中国人做饭的过量油烟,但她看见孔洁是个干净利索的女人,也从来没有干涉过梁家做饭的习惯。

孔洁做得一手中国菜,偶尔请房东上来一起吃饭。有一次凯莉在梁家做客,孔洁带着请教的口气把话题转到了在美国谋生的问题上,谈到了美国的机会。她夸赞凯莉夫妇真有远见,在年轻的时候就买房租房,使自己老有所养,生活有保障。说话间她还流露出对现实缺少机会的失落和无奈。凯莉听了孔洁的话,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她对孔洁说:“什么是机会?机会就在你脚下,是你脚下的路”,她边说边用木拐杖指着地板,“只要你敢去走,就是机会。”这几句话连同拐杖声把孔洁的心深深震撼了,它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横在眼前的一个大铁门,眼睛豁然明亮了许多。当天晚上她和丈夫在床上翻来覆去,兴奋加冲动,久久不能入睡。他们觉得买房租房不失为一个办法,他们应该走凯莉的路。

1991 年梁大贵和妻子在纽黑文的牧师路贷款买了第一座房子,头款付了一万五千,银行又贷了十二万,买了一个多单元市区房(Multi-family town house),有三个单元。自己住一楼,把二楼和三楼两个单元出租。这座房子老了点,有百年的历史,房间也不大,却都是完整独立的套房,都含厨房厕所等设备。一楼是三居室套房,他们留下自己住,二楼也是个三居室,包给三个留学生合住,三楼则是两居室,租给一个带孩子的四口之家。第一年下来,租金收入就达一万八,除去缴纳银行贷款的本息和财产税,还有剩余。这就是说,梁家自己的房子等于白住了,租金竟能足够支付房子的贷款和所有费用。

尝到了甜头,梁大贵两口子便不失时机地扩大战果。因为有了房子作抵押,他们又可以进一步申请贷款。银行在贷款调查借款人的经济能力时,一般也把房子潜在的租金收入(Potential income)视为借款人的经济收入。加上过去的一年内老梁信用良好,没有费多大事就把贷款拿下了。纽黑文地区房价自1989年到达顶峰后,就开始直线下降,尤其是市区房产,下降幅度在40%左右。1992年老梁一举买了两座三单元的房子,每座房子仅花了10万多一点。房子到手后,老梁亲自将房子里外粉刷一遍,很快脱手租出去。这一年,老梁的净收入达到了五万元。老梁以后三年里,一鼓作气,以每年两座房子的速度扩张。当他在1995买了最后两座房子后,老梁夫妇已经是拥有9座房子的大房东,现金流(cash flow)也相当稳定了。老梁和孔洁都不再做别的工作,老梁平时做点修修补补的事情,修缮房屋,孔洁则负责收管账目。梁家财富积累的速度加剧了,每年都有大约15万以上的净进账。

到了2000千禧年,老梁决定从市区房中搬出来,在麦迪镇买了那座80万美元的豪宅,据说仅用贷款15万元,基本是用现金付清的。打拼了近十年,老梁夫妇终于跻身于富人圈,开始过老有所养的生活,安心地做他们的美国梦了。

在美国有房出租的人很多,尤其在大学城附近,很多市区房(town house)就是为出租设计的。虽然很多学校都有自己的宿舍,供给大学生们住用,但高年级的学生和研究生更喜欢在校外租房,一是价钱比学校的宿舍便宜,而是有更多的自由空间。所以大学城附近的住房,很大部分都让学生租去了,这就为靠租金收入生活的人提供了机会。

不少美国人只是小规模地出租房屋,主要用租金的收入来补贴个人房子的费用。他们在买了房子后,腾出多余的房间出租出去,每月的租金至少可以帮助支付银行的贷款以及每年的财产税。纽黑文的房地产税是相当重的,有了几千块钱的租金,就可以帮助缓解房屋贷款和地税的压力。

在美国出租房子于税务上也有相当的好处,也许是美国收入税中唯一有空子可钻的项目。出租的房子属于商业用房,在税务上有特别的规定和优惠。如果一个房子,主人自己住一半,另一半出租,那么这一半用于出租房子就应该按照商业用房报税。按照美国的税法,出租房子的收入与正常的收入一样,每年也要缴纳收入税。但租金作为营业收入,与平常的工资又有所不同,它允许先扣除出租房子的费用,即租房营业费用。这里边名堂很多,比如,你每年的租金收入可能是三万,但等你扣除掉各种费用后,你的租金收入在字面上可能已经变成了负值或亏损,不必再缴税。这样一来,三万块钱不但如数落入你的腰包,而且亏损值还可以帮助你减少来自其他方面的纳税收入,比如工资的收入。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另外有工作,你可以用租房上的亏损来抵消其他的收入,从而降低所得税。当然租房的亏损只是字面上的,是合法扣除费用后的结果,而实际上,租房没有不盈利的。

租金的收入要在扣除很多费用后,剩余的部分才算应该缴税的收入。营业费用最有利的一项是折旧费。在美国,作为租房用的房子,都有折旧费,美国的房产折旧率法定为三十年。比如你买了一座30万的房子用于出租,按三十年计算,每年的折旧费是一万元,三十年折旧完。如果你一年租金挣了两万,先要抛掉这一万元的折旧费,剩下的一万元才是应该缴税的收入。这一万元的折旧费就是最大的税务漏洞,房子折的什么旧?电脑、电视可以折旧,几年就用坏用烂了,可房子怎么折旧?今天三十万的房子,折旧完三十年后不还是照样卖三十万?因为房地产历来只有升值,所以三十万的房子将来说不定会卖到四十万、五十万呢。老梁家十年前买的那些十几万一座的房子,现在都翻了一番也不止了。所以折旧费是经营租房业的最大福音。

除了扣除折旧费用,租金的收入还有很多其他项目可减,包括支付银行的贷款利息,城市的房产税,房屋保险,下水道费,房子的维修费,比如更换地毯的费用,粉刷墙壁的费用,维修暖气系统的费用,雇用工人的费用,都计算到商业费用内,很多人还把为自己家用而购置的地毯或修缮费用,也统统设法划入租房的维修费用,从租金收入中减去(当然这是违法的,但谁能说得清呢?)。其他一些小的项目,比如,孔洁作为管理者,每天从一家住房到另一家住房开车的里程,也属营业开支,须从纳税收入中抛掉。如果一年开车里程一万英里,就可按每英里0.36美分(2003年的标准)减去三千六百块钱。用来管账的计算机,办公桌,文具,等等(这些,有时得取决于你的想象力)都可算作营业费用,一律按折旧扣除。这样减下来,账面上的收入很容易就被减成了负值,而同时大宗的票子却实实在在地落入了房东的腰包。仅9座房子的折旧费,就为老梁一家带来 六七万的免税收入。

当然,老梁虽然找到了一条致富的路子,但这条路并不轻松。老梁满头的白发和孔洁脸上深深的印迹,都镌刻着谋生的艰辛。作为房东,最大的头疼莫过于对付不按时交房租的房客了。梁大贵已经有过好几次这样的官司教训。房客赖帐,只能求助法庭,然后法庭会强令拒交房租的人搬迁出去,但所欠的房租往往就石沉大海了,而且耗时好几个月。遇到这种情况,打官司花钱不说,还要生气。当然这些费用,也都会作为商业支出扣除。所以时间长了,梁大贵在接纳房客时,非常注意房客的背景和身份。在美国当房东不能有种族歧视,不能无端地拒绝出租房子给一个人,而不给另一个人,否则会吃官司。但房东有权根据房客的信用记录来决定是否把房子租给他。孔洁也有些土办法。每年在夏天开学前,就在中国学生会网上发广告,每年耶鲁大学都要招收几十个中国来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他们把房子租给中国同胞最为保险,凡是接到说中文的顾客,一律OK,遇到不顺眼的人,则推说房子都租出去了。另外,孔洁学会了不接询问房子的电话,一般让找房者留下录音,然后根据录音中的说话的语调判断哪些可能是好的,从而防患于未然,尽量避免将来会出麻烦的房客。

梁大贵成功了,一步一个脚印,他与妻子孔洁走了一条不同于其他中国留学人的谋生之路。他们很辛苦,但很快乐。经过了早年的创业之后,现在已经是春风得意,轻车熟路。梁家大女儿已经是大三的学生,在一家名牌私立大学念书。二女儿也上了私立小学六年级。三女儿明年也要上小学了。梁大贵的投资,不仅保证了自己两口生活有给养,而且也为孩子的未来奠定了结实的基础。用他自己的话说,到了急用钱的时候,大不了卖掉一座房子就够支撑好几年的。他们的美好计划,就是让孩子们都受到最好的教育,上最好的学校,为他们创造最好的条件,走向社会。当然,老梁和太太的这些盘算,都始自于他们十年前所选择的凯莉之路。

老房东凯莉说的话没有错,在美国谋生,机会就在你的脚下,看你敢不敢迈出第一步。梁大贵和孔洁一步踏出去了,没有再回头,一路走来,竟然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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