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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圣诞节前的一天，我从美国东北部一个小城出差返回。准备在纽约转机飞回亚特兰大。由于天气骤变，大雪纷飞，飞机无法起飞了。到晚上，航空公司把所有旅客拉到离机场不远的一家酒店。先是提供免费自助餐。餐桌上各色食品和饮料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饱餐之后又安排我们在酒店住宿。酒店环境优雅，房间宽敞舒适。由于一连几天的奔忙，我冲了个热水澡，打算早早上床睡个好觉。可是我躺在床上却一时无法入睡。这一天的经历让我回忆起二十五年前的一段往事：也是这个季节，也是漫天大雪，也是因天气延误了旅程。不过当时误的不是飞机而是火车。不是在世界最大的城市纽约而是在中国最偏僻的西北高原上一个小火车站……
那时我只有十七岁。一年前高中毕业后，做为最后一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一员，我落户到甘肃西部的一个小山村。经过一年艰苦的“再教育”之后，怀着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美味佳肴的渴盼，我搭上了我们村一辆去火车站拉煤的手扶拖拉机，踏上了回家的旅程。我们那个村子距离我家所在的省城兰州有三四百公里。这是一个典型的不毛之地；既不通汽车，也不通火车。距离最近的一个小火车站也在七八十多公里以外。记得那天天空灰蒙蒙的，北风夹着小雪无情地横扫着光秃秃的山梁。我们天刚亮就出发了。我背着一个当时知青中流行的军用挎包。里面装着两件内衣裤，洗漱用具和两个玉米面饼子。一路上北风刺骨，刮到脸上如刀割一般。我用棉帽子和围巾严严实实地裹住脑袋，两支手插进棉衣袖口里，蜷缩在拖拉机拖斗的一个角落里，随着崎岖的山路，在风雪中颠簸着前进。这是西北山区常见的那种所谓“简易公路”。泥土路面，且路面很窄，只能供小型拖拉机行走。不知过了多久，也不清楚是冻僵了还是睡着了，我好像渐渐失去寒冷的感觉。
突然间，我被身体猛烈的撞击震醒了。惊恐过后，才感觉到头晕目眩。浑身传来一阵巨痛。我发现自己被摔在山坡的雪地上。拖拉机也已经翻进山沟儿里了。我赶紧去找那位拖拉机手－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见他正从不远处爬起来。也是一脸惊恐。还好，他看起来他也没事。这时候我才注意到雪已经下的很大了。不用说，拖拉机是滑进沟里了。我暗暗庆幸自己命大，没有被扣在拖斗下面。我们俩站在那儿对视了片刻，似乎是要搞清楚对方确实都还活着，且没什么大碍。这才一起奔向沟底那台已经熄火的手扶拖拉机。尽管这个山沟只有三四米深，坡也不算太陡。可是凭我们两人要把它弄上去是绝不可能的了。我问他咋办，他只是摇摇头。一脸沮丧无奈的表情。我看看表，快十一点了。心里叫苦：完了！本打算坐中午一点的火车，看来是没指望了。我问他从那里到火车站还有多远。他想了想回答大概３０多公里。我估摸了一下时间，如果连走带跑，兴许还能赶上晚上七点半那趟车。可是留下他一个人怎么办呢？他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
“你走吧，跟着大路走。天黑前能到。我到前面村子里找人来帮忙。”
我于是二话没说，捡起地上的挎包，几步爬上坡顶，顺着简易公路拔腿就跑。
走出去约莫一个时辰的时候，我肚子开始咕咕叫，两腿也开始乏力。可是当我伸手往挎包里一摸才发现我带的两个玉米饼子都不见了。可能是刚才翻车时滚了出来。我急着赶路，竟没有发现。现在回去找恐怕来不及了。那一带荒山野岭，别说饭馆子，沿途就是找个人家也困难。我抓一把雪捏成团儿，一边啃一边接着赶路。只要能赶上末班车，第二天上午就可以到家了。一想到和全家人一起吃年夜饭，放鞭炮的情景，我的两腿又有了力气。
大约七八个小时不停跋涉之后，我终于远远地望见了那个小火车站发出的两三盏灯光。一时竟激动得鼻子发酸。喘着粗气，拖着两条泥腿奔到站台上时，我一看表差十分钟七点，时间绰绰有余。这时我才觉得腿软得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了，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就再也不想动了。待我喘息稍定，才开始环顾四周。这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火车站。除了一栋房子，一个站台和几排铁轨什么也没有了。至于候车室，大概就是站台上的两个水泥凳子了。这时侯我注意到站台上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等车的旅客。这人个子不高，一顶军棉帽外加一个大口罩几乎把脑袋遮得严严实实。穿着有点过长的军大衣。看模样无疑也是个知青。大概是因为天太冷，他在来回不停地跺脚。我朝他挥了挥手，算是招呼。他也对我点了点头。我为能在这样一个夜晚，这样一个偏僻的小站遇上一个旅伴感到高兴。不知是急于解除一整天的寂寞，还是因为他放在凳子上的像是食物的东西吸引了我。我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想和他认识一下。
“你也坐２０７次？”
对方点点头。这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向西向东，这都是当天最后一班车，也是每天在那个小站停靠的仅有的三，四趟列车之一。
“到哪里？”我接着问。
“……陇西”。对方好像犹豫了一下才吐出这两个字。
我顿时目瞪口呆：尽管隔着口罩声音模糊，而且只有两个字，可是却给我传达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对方原来是女的！不知是由于灯光昏暗，加上她这身包装，还是因为我的注意力全在那只网兜上。我竟没看清对方是男是女。怪不得她显得有点戒备。我一时也挺尴尬，不知该说什么。那年代陌生男女之间交谈还是很不自然的事。于是我一边嘴里嘟囔着“好冷啊！”，一边也开始地搓手跺脚。一两分钟之后，还是她先打破沉默：
“你也是知青吧？”她把口罩摘下来问到。
我想这也应该也是明知故问。我的口音和我的衣着已经完全表明我的身分。那年月的知青和当地农民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何况是年关来临，当地的农民都呆在家里准备过年，谁会来坐火车？大多数知青也早就都回家了。我是因为留下来帮队里的会计清理一些陈年账册所以才迟了几天。
“哪个点的？”她继续跺着脚，走得离我近了点。
那时的知青都是以“点”为单位。一般一个村子里设一个点。小的点三，四个人。多的有十几个。我们互通了“点”情后才知道我们原来同属于一个公社。但是由于那一带地广人稀，我们的村子相距十多里，所以互相没见过。这时对方的戒备慢慢解除了，我的尴尬也渐渐消失了。我们开始东一句西一句地交谈起来。我才知道她姓罗，比我早一年下乡。一直在村办小学当老师。因为辅导村里小学生排练舞蹈，所以迟至今日才回家。这时候，她大概注意到我的眼睛时不时地瞟向那个网兜。那里面有几个红红的东西象是柿子。我的辘辘饥肠从第一眼看到网兜起就开始翻江倒海般地往外涌酸水。我尽量忍住不吞口水，可是眼睛却不由自主地被那迷人的红颜色勾引过去。
“你还没吃晚饭吧？”
这么一句普通的问话。在我听起来却那么优美动听。它令我感动的程度，应该不亚于我小时溺水被人从河里救出来时感觉。
“晚饭？我早饭是什么都还不知道。”
她走到石凳边，弯腰去解网兜。我两只脚也不由自主地跟了过去。她打开网兜，却取出一个纸包。再打开纸包，里面有几个熟鸡蛋。她把纸包放在我已经摊开等待的双手上。接下来的几分钟是怎么过去的就不用描绘了。我甚至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剥鸡蛋壳儿。不过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她盯着我的眼神。尽管我在狼吞虎咽之间大概只抬头瞟过她一眼。那是一双很美丽的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她的眼神。那里面交织着三分惊异，两分同情和一分满足或者是自豪一类的东西。我想当时我的形象只能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了。当纸包里的鸡蛋只剩下最后一个的时候。我才下意识停下来地抬头问她：
“那你呢？”
“我吃过饭了。这是房东大娘让我带在路上吃的。我还有别的东西。”
我知道那年月鸡蛋是挺贵重的东西，尤其在乡下。她却这么大大方方地送给一个陌生人吃了。感激和愧疚促使我把剩下的那颗鸡蛋包起来放回网兜里，尽管遭到我的“肠胃部门”的强烈抵制。那时的知青儿普遍饭量大。我夏收时曾经一顿吃过九个馒头。何况饿了一整天，又跋涉几十里。她无疑看出了我仍然一脸饿相。又掏出几个柿子和一些地瓜干儿。我正要蹲下来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之势消灭“残敌”的时候，忽然见有人走了过来。原来是站长，大概也是车站唯一的工作人员。
“车晚点了。”他好像略带歉意地告诉我们。
那年代火车晚点是司空见惯的事。尤其这种见站就得停，见车就得让，名副其实的所谓“慢车”。所以我并未感到意外。倒是觉得这位站长自己跑出来，用这种神态告诉我们有点不同寻常。那时候乘过火车的人想必都领教过车站工作人员的恶劣态度。可眼前这位黑黑瘦瘦，大约五十岁上下的站长看上去却是个很和蔼可亲的人。我暗自庆幸今天虽然旅途不顺，遇上的却都是好人。
“晚多长时间？”她好像也并不意外。
站长叹了口气，同情地看了看我们两个。然后告诉实情。原来山里连续几天大雪，滑坡下来的雪堆把一个隧道口完全堵塞了。现在有关部门肯定正在组织人清理。究竟多久能通车很难讲。但是有一点他可以，至少天亮之前火车不可能来了。
“这可怎么办？！”我们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西北高原的冬天降雪并不多。这样的鹅毛大雪尤其少见。所以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们一时完全不知所措了。我下意识地环顾四周，一片白雪皑皑，除了站台上被遮盖的这一小块地方，到处都被厚厚的积雪被覆盖了。目光所及，看不到一坐房屋。而这个小站上显然无处过夜。站长告诉我们沿着铁路向西走两三里有个村子，村里有客店。只是不知道这么晚了还有没有住处。我们相互打量着踌躇了一阵儿。看起来如果不想冻死在这个站台上的话，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于是我们提起自己的东西，冒着大雪，踏着一条条的枕木向西走去。半个钟头后我们找到那个最多十几户人家的村子。那家小旅店就在村头。我们敲了好久终于有人来开门了。店主人是个四十开外的妇女。听说我们是来投宿的知青后啥也没说。点亮一盏煤油灯，把我们领进一间黑咕隆咚的小房子。告诉我们只有这间屋子了。也不管我们什么反应。她就自顾去忙活儿去了。只见她麻利地往炕洞里填些树叶麦秸，然后引火点燃。又出去拎来一个热水瓶。最后跟我们要了两圆钱就转身走了。留下我和她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你就在这儿吧，我到村里另想办法”。我提出唯一合理的建议。她开始没说话。似乎是默认了。等我走出门外之后她却追了出来。
“这么晚了，你能找到住处吗？”
“应该可以吧。大不了一家家挨着敲门。”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没底儿。我知道这个时候农民早都睡了。而且很多人家都有狗。这样贸然去敲门，心里还真有点发怵。
“要不……要不你干脆也在这儿凑合一下算了。”
她显然是鼓足了勇气才说出这句话的。我一时还真有点进退两难。说真的，一家家去敲门的确需要点勇气。可是和一个陌生的女孩子同住一间小屋，却是从来没有过的经历。
“其实，我一个人也有点儿害怕。”
我从她两只大大的眼睛里看到某种期待，甚至是请求。在那样一个冰天雪地的夜晚，那样一个陌生的小村子，那样一个阴森森的小土屋里。别说一个女孩子，就是我恐怕也会有同感。这时候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好像站在我面前的是我的小妹妹，需要我的保护。这无疑比我深夜挨家敲门，甚至比对付饿狗更能体现我的男子汉气概。于是我一声不吭地随她回到那间屋子。
我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四处打量了一下这间屋子。这是个典型的西北农村那种小土屋。靠墙有一张土炕。和当地所有农民家里一样，炕上铺的是竹席子。上面放了床看不出本色的旧棉被。窗前有个没有油漆的桌子和一把三脚凳。这就是屋里所有的家当。我望着那张不算宽大的土炕又一次感到窘迫。手足无措地站在屋当中。她却一进屋就开始忙前忙后。先把桌子上的灰尘吹了吹，把我们的行李放上去。然后用手使劲儿拍了拍旧破棉被上的灰尘。掏出几张卫生纸把炕席擦了擦。这才取掉口罩，摘下棉帽，让两条长长的辫子拖了下来。接着又倒了点热水在毛巾上擦了擦脸。然后脱下军大衣，很潇洒地披在肩上，蹬掉两支湿漉漉的鞋子，很熟练地盘腿坐到炕上。这时候，她完全恢复了女孩子的本来面目，显得那么端庄恬静。我也才有机会仔细打量了她一下。平心而论，即使用现在的标准，她也算得上是个漂亮姑娘。那时候我们男知青晚上躺在炕上喜欢对女知青和村里好看点的女青年评头论足，并且一一打分。我估计，如果以我们当时公认的最漂亮女人的“阿诗玛”－杨丽坤为１００分，我那些伙计们至少也得就给这个女孩儿打个９０分。她上身穿的是草绿色军便装，下身一条蓝迪卡裤子。这种当时极普通的装束在她身上却显得非常优雅得体，透出一种洒爽英姿。她的两条齐腰的长辫子又给她添上了几分妩媚婀娜。她的脸蛋儿好像有点偏圆。肤色白里透红。除眼睛外，五官说不出什么特别之处。也许她所有的魅力都集中在那两只清澈透明的大眼睛上。那是一双不用言语也能准确传达思想情感的眼睛。而且她的气质很独特。可是究竟独特在哪里，我却说不上来。大概和她军队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有关系。她的父母都在军队医院工作，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只记得她脸上没有常见的“红二团”。那是我们对地农村妇女和下乡时间长一点儿的女知青的戏称。因为西北高原的风霜气候，绝大多数当地妇女脸上都有毛细血管突出造成的两团腮红。
“你还愣着干嘛？上来暖暖脚吧”。见我一直盯着她，她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我才意识到自己有点失态。赶忙到挎包里找自己的毛巾。
“对呀，既来之，则安之。”我灵机一动想出这句妙语。当我卷起袖子，正想沾水擦擦脸的时候，她突然叫起来：
“你胳膊上怎么有血？”
我抬起右手臂一看，手腕一侧果然有血迹，而且衬衣袖口也被血染红了。我想起大概是今天翻车时受的伤。当时由于惊吓，后来又急着赶路，加上棉衣袖子遮住，竟然一直没有注意到在流血。不过对我来说，这点小伤也实在算不上什么。我有一次上山砍柴，树枝一弹柴刀碰到左手食指，差点把整个指头削掉，血染红了半边袖子。也就用一块破布裹了裹就回来了。这时候她跳下炕把我拽到煤油灯前，仔细看了看伤口。然后打开自己的旅行包找出一小瓶碘酒和一小团药棉。她一只手托起我的手腕，另一只手蘸上碘酒轻轻往伤口上涂抹。顿时一股钻心的疼痛从伤口上传来。可是我却努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可不能放过在女孩子面前充好汉的机会。
“疼吧？”她两只大大的眼睛关切地看着我。显然没有被我的掩饰所迷惑。这么近的距离和这样一双美丽明亮的眼睛四目相对，我忽然有点不好意思了。
“关云长刮骨疗毒眉头都不皱一下，这点疼算什么？”说出这句话我不由得暗自得意。它既掩饰了我的窘态，又表现了我的勇敢，还显示了我的文学功底。可是她却瞥着嘴轻轻一笑。不知是对我的类比不以为然，还是对我的故作轻松感到好笑。她涂完碘酒好像还不放心，又从兜里掏出一条白色的手绢儿，抖开来给我扎在手腕上。我默默地看着她做完这一切，心里涌出一种莫名的感动。小时候母亲好像也给我做过类似的事，可是被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儿这样地细心地照料在我还是第一次。我当时却只是盯着她的手发呆，甚至忘了应该说声“谢谢”。这成了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她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始终显得很平静自然。好像是一个大姐姐照料一个调皮的小弟弟一样。我心里不得不暗暗佩服她。人家不过比我早下乡一年。可是处处都显示出细致周到，落落大方。相比之下，我自己却是个实实在在的毛头小子。
随后我们都盘腿坐到炕上，她拿出一张卫生纸摊在炕上，把有能吃的东西都掏出来。我再次后悔得想揍自己两下。走之前为什么不想得周到一点，多带点吃的东西？以至现在搞得这么狼狈。她却若无其事地一边把地瓜干儿递给我，一边半开玩笑地说：
“来吧，吃夜宵。别客气。咱们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嘛。”这是当时流行的一句豪言壮语。
我们一边嚼着地瓜干儿，一边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聊各自的家庭和学校，聊农村生活的酸甜苦辣，聊知青当中的趣闻趣事，聊刚刚解禁的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不过，我们谈得最多，也是最令我们激动的话题却是刚刚恢复的高考。我和她都准备参加夏季的高考。我告诉她我想考中文系，将来当编辑或记者。她说想考医学院，当医生。就这样，时间不知不觉过了午夜。我开始忍不住一个接一个地猛打哈欠，她的眼神也渐渐开始失去光芒。这时候屋里寒气逼人。下半身坐在炕上还好。上身却开始冻得发僵了。
“冷死了。我看咱们还是躺下说话吧。”她打着哆嗦向我提出这个我期待已久的伟大建议。大概是寒冷和困倦驱走了我们各自最后一点心理障碍。她提议她躺里面我躺外面，她盖大衣，被子归我。说完往墙根儿挪了挪，把大衣往身上一盖，和衣倒了下去。我拉开被子，本能地躺到了另一头。可是不一会儿她突然翻身爬起来。大概是意识到她那边是炕头，我这边是炕尾。通常炕头比炕尾热乎。所以她又建议我们干脆都躺炕头那边。事到如今，人家女孩子都这么大方，我还扭捏什么。也就乖乖地顺从了。
这样，我们一对陌生男女青年，在这样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小山村，肩并着肩，躺在这个不到两米宽的小炕上。尽管空间狭窄，而且身边躺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但是整日的奔波疲劳却使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我们几个伙伴在山里打野兔。我看到一只到受伤的小野兔在树丛中打哆嗦。看它那可怜的样子我决心救它。于是我把它轻轻捧在怀里，深怕它再受到伤害。它绒绒的兔毛蹭着我的下巴，痒酥酥的……
我睁开眼睛，不禁僵住了。蹭着我下巴的不是小兔子，而是她的头。不知什么时候我们都翻了身。大概因为土炕的温度渐渐下降，室内更加寒冷。我们本能地靠紧对方来取暖。她的大衣不知哪里去了，她整个身子已经缩进我盖的被子里面。此刻我们不仅面对面紧紧贴着，而且她的头埋在我胸前，一只手还搭在我脖子上。尽管我们都穿着衣服，可是我还是闻到了她身上淡淡的馨香。十七岁的我可是生平头一次遇到这种情景。我当时的惶恐和窘迫是不难想象的。尽管那时我早已发育成熟。对异性也已开始产生潜在的渴望。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晚上常常躲在被子里展开“自卫战”。然而奇怪的是，此时此刻当我第一次和一个女性（当然，婴儿期不算），而且是一个漂亮的姑娘相拥而眠的时候，我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性反应。也许是因为她对我大姐姐一般的关怀和毫无保留的信任。也许是她睡梦中恬静的表情显得庄严圣洁。总之我当时唯一的反应就是紧张窘迫和不知所措。开始我想挪开她的手转过身去，可是又怕把她弄醒了看到这情景会更难堪。何况她睡得很香，我也有点不忍心打扰她。只好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僵在那里。也不知过了多久，不可抗拒的困倦再次把我拖入睡梦中……
“起来了，起来了！”
我被她叫醒了。睁眼发现天已放亮。连忙一个跟头爬起来。看来她已经起来好一会儿了。她告诉我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是应该赶紧回到车站上去。我表示同意。我们几下收拾妥当。顺铁路回到站台上。还真巧，不一会儿车就来了。我帮她提上行李上了车。车上人很少。我们找个窗口的座位面对面坐下来。然后我自告奋勇去买早餐。我买了一大堆油条，还有稀饭，咸菜。虽然多数还是我吃了，但总算为自己有个机会回报她感到一点安慰。吃饭的时候她忽然笑着问我：
“知道昨天我为什么那么慷慨吗？一见面就把所有的东西拿给你吃？”
我摇了摇头。
“因为你当时活像一只大饿狼。我担心如果不把你喂饱，你会把我活吞了。”说完她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也忍不住哈哈大笑。我第一次看到她这么开心的样子，觉得那一刻她格外地动人可爱。
早餐之后我们一时竟默默无语。不知是昨天已经把能说的话都说完了，还是想起昨晚的情景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我估计她睡醒的时候一定也脸红了。我们就这样望着窗外迅疾掠过的高原雪景，陷入了沉思……
列车风驰电掣般地前进，不久就要到陇西了。当我意识到我们很快就要分手了的时候，突然有种依依不舍之情。不禁心里抱怨这趟慢车怎么跑得好像比特快还快。我真希望它跑慢点，每一站都停得长一点。甚至下意识地希望铁路再次出事被阻。这样我们可以在一起多呆一会儿。然而这个希望很快破灭了。列车不久就驶进了陇西站。她在跟我道别的时候故意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让我看到的是一副灿烂的笑脸。然而她那双大眼睛却分明告诉我，她也希望旅途再长一点。我尽量避开她的眼睛，这样才能掩饰自己的情绪。我的理智试图告诉我，我们不过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然而理智在这一刻却被强烈的难分难舍之情淹没了。望着她朝出站口走去的背影，我感觉到自己的眼睛有点湿润。我至今都感到奇怪，我和相处几年的同学好友分手时好像也没有这么难受。
列车徐徐启动了。我再次把头伸出窗外，想再看一看这个车站和这个城市。突然，我看到站台上有一个人影在招手，是她！没想到她又回到了站台上。我不顾旁边旅客的安全警告，把半个身子伸出车窗，拼命向她挥手。列车不断加速，她已经变成一个小点儿，直至最后和那个车站一起，消失在地平线上……
春节过后不久我就回到知青点。过了几天我就借故去她所在的村子找她。可是她还没有回来。一个月后我又去过一次。她却到县里去开优秀民办教师表彰会了。以后由于农忙加上开始准备参加高考，我再也没去过她们村子。七个月后我如愿取得了某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听说她也考取了某个医学院。在启程回家准备入学的前一天，我再次来到她所在的那个村子，希望能够见她一面。然而一进村，我却听到一个晴空霹雳般的消息：罗艳在两天前的一次意外的窑洞坍塌中丧生了！这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最令我震撼和悲痛的噩耗。我顿时整个人都好像变成了一根木桩。很久很久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难道就这样突然消失了？而且是在她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刚刚开始的时候！随后的几天是如何度过的我几乎没有印象了。只记得进校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恢复平静。有一天晚上我给同屋的同学讲了这段经历。我们那间住了八个人，平常熄了灯很久依然闹哄哄的宿舍，那天晚上却一直鸦雀无声……
我有时甚至怀疑那段经历整个是一场梦。或者说我宁愿相信它不过是一场梦。然而那块留在我手上的白手绢儿，那块贴身伴随过她的，沾了我的血迹的白手绢儿却时时提醒我那不是梦。二十多年过去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西北到南国，从东半球到西半球，无论我走到哪里，这张手绢儿都一直伴随着我……
“垂直线的定义：两个任意点，呈九十度夹角前延伸，相交于一点。随着两条线段的不短延长，两点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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